检查结果像雷一样砸在刘伟头上。她１岁两个月的女儿，对１００分贝的声音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个声量，等于大卡车发动时的声音，或是，人用足全身力量的尖叫。

　　罪魁祸首是，女儿１１个月拉痢疾时，喝下的两支庆大霉素。

　　刘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女人。知道女儿听力已属残疾的第二天，她就到处去问，“我女儿能不能再说话？”

　　她抓住每一个大夫问，得到的回答是，十聋九哑，聋孩子怎么能说话呢？一位医生冷冰冰地扔过来一句：“聋哑人说话，那是千年铁树开花！”

　　刘伟不相信不可能。她抱着孩子到处奔走，找遍了名医、民间医生，万般无奈的她甚至求到了平时根本不信的巫医。

　　其实，绝大多数聋哑者的发声器官并不存在疾病，只是因为没有听觉，使得语言中枢与发声器官发生了退行性改变说不出话来。小儿聋哑发现得越早，其语言中枢与语言运动器官退行性改变的程度就越小。有人把聋儿早期干预的重要性告诉了刘伟夫妇，于是，刘伟的女儿迅速戴上了助听器，几乎在女儿挂上助听器的同时，刘伟辞去了职位很高、待遇优厚的工作，专心地在家教女儿说话。半年后，耳聋的女儿叫出了第一声并不准确的“爸爸妈妈”：“大大！纳纳！”

　　聋孩子学说话的难度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嘴唇的运动和声音的意义，更难以理解抽象的词，比如说，伟大、勇敢、因为、所以、万一、可能、也许……同一事物，就是借助助听器能听到声音的聋孩子，一般也只会一种表达方式。他们会告诉你他几岁了，但你问他多大了，他却十分茫然。教聋孩子认颜色，不可以用一个红苹果和一个绿青椒表述色彩的差别，只能用红苹果和绿苹果这两个同类异色的东西示范。

　　学会说话，对一个聋儿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对于正常人，这几乎是生与俱来的本领，刘伟想，如果女儿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没有优良的行为和学习习惯，再能说会听有什么用？

　　同样作为残疾儿的家长，刘伟十分不理解那些由于愧疚而盲目溺爱孩子的父母。她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家长把聋孩子当成猫狗来养，孩子想吃鸡，但不会表达，也没有人教他怎么表达。这孩子想出了一招，他在上一次吃鸡时，就偷偷地把鸡骨头藏在枕头下，到再想吃鸡时，就拿出来，冲着父母挥舞，父母会意后，立即上灶给孩子做。

　　依刘伟的看法，培养出这样的孩子是家长的失败。只有当听、说、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全面康复时，这种并非奇迹的康复，才能让奇迹发生。

　　奇迹发生在刘伟的孩子身上。在学龄前做了人工耳蜗手术的小姑娘，术后的第７天，就在电话里跟妈妈讨论是否去姥姥家。电话那头的妈妈几乎喜极而泣。打电话，看不到对方的口型，看不到面目表情的任何提示，全凭声音判断，对一个几乎全聋的聋儿，是高难度的技巧。现在，刘伟的女儿已经在一个普通的小学里，跟正常的小学生一样，随班就读。

　　在和孩子一起经历无数苦痛之后，刘伟的心态已经平和了，她不再要求自己的女儿像正常孩子一样完全没有差别地说话，因为正常人也有善谈和不善谈之分。

　　在刘伟眼里，耳聋的女儿与其他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就像人天生就有单眼皮与双眼皮一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