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百家不收徒

　　梅派雍容华贵；程派凄婉绝伦，演绎悲剧人物可大放光彩；张派的唱腔不仅流畅华丽，且很多创新，至今不过时。我们认真聆听李维康的唱腔，可发现各家各派的精美之处都完美融合其中，而表现上又不着痕迹。这些大概就是“师从百家”的她，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拜师风”盛行的那个年代，也曾经有人建议李维康去拜师。已经学了８年戏，又工作了十几年的她，一时间踌躇起来：“在中国戏曲学院里学习，我从‘不会’到‘会’，再到成熟，教过我的先生将近２０位，每一位都是我的老师呀。”

　　李维康是个对艺术永不满足的人，只有博采众长才能不断填补她创作和演出的欲望。的确，戏曲中人物的感情都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一味地去模仿一位师傅，演绎的风格必然会受到很大的束缚。“齐白石老先生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一直没有拜师，而是靠自己已有的基础去听、去学，并且进行再创作。”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一句师傅常对徒弟说的话：“你学我，就是把我揉碎了变成你。”李维康对戏曲的学习，就是把自己揉碎了再塑一个自我。

　　转眼间，为自己选择学习道路的她，已经成了指点迷津的良师。对于前来拜师学艺的孩子们，李维康像是对待原来的那个自己，希望他们不要单纯地只学一个人，而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并不收徒，只是做一位普通的老师。“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我不能要求谁变成我，而是希望自己能因材施教，让他们发挥出各自的特长。”

　　                  电声配乐开先河

　　京剧是海绵，吸收了很多地方戏的精华，从而形成大气、丰富、华美成套的唱腔。京剧前辈们创造了这无与伦比的国粹，但它的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初期，电声乐、迪斯科等等新鲜的元素闯入国门，一时间铺天盖地席卷了其它艺术形式。京剧随之丧失了地位，甚至在当时，被有的人说成是“夕阳文化”、“该进博物馆了”。１９７８年，李维康跟随中国艺术团访问美国，对电声乐有了一定了解，于是萌生了用它为京剧伴奏的念头。没想到，这想法竟与朱一公等人一拍即合，“南腔北调大汇唱”便应运而生。“反正我也没有拜师，师傅也不会骂我。”李维康就是凭着这种十分单纯的勇气以及想要振兴京剧的迫切之情，选了几段京剧唱腔里节奏较快的唱段用电声乐伴奏，使《女起解》以及《我家的表叔》等唱段更加广为传唱。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维康也受到了很多质疑。比如说，有人认为《女起解》是被押解的犯人，用电声乐配乐不符合人物的感觉等等。但率直的她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用电声乐伴奏是为了让观众更容易接受京剧，我们只是在展现唱段，而并非要展示一个人物。也因此，我们并未采用电声乐为全剧伴奏过。”此后，随着电声乐伴奏的唱段在观众的口中朗朗传唱，京剧演员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演出以及晚会中。与其说李维康的创新是为京剧在观众瞩目的舞台上插了一根针，不如说是又为京剧注入了新的生机。

　　尝到了与新元素融合的甜头，李维康便更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有人提出要用编钟为京剧伴奏，“我想，那么古老的乐器若是用来伴奏杨贵妃，环佩叮当响，意境多好啊！于是就搞了个《醉美人》。”ＭＶ在电视上大行其道的时候，京剧又难逃冲击，于是李维康等人就在政协会上提案“拍一百部中国戏曲ＭＶ”，“流行歌曲用几十万拍一部，我们没有资金，用８０００块也要拍，就为了占据一席之地。”

                            　　精雕细琢改戏词

　　除了其它艺术形式的冲击外，京剧的发展还遇到过很多瓶颈和难题。追溯到“样板团”时期，能在舞台上表演的只有８个样板戏，戏虽然好，但毕竟太少了，离“百花齐放”还有很大距离。改革开放之后，观众就迫切地要求看传统戏。“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对传统戏好比毁尸灭迹，十几年后，演员们没有了剧本，更没有录音。要想恢复传统戏，只有凭着自己零星的记忆以及到各处去观摩、考察，想尽办法找老师学习。这个时期，观众满足于传统戏大段大段的唱腔，而作为演员的李维康就悉心研究唱段。“对于传统，好的东西就学过来，不合理的地方就改了，根本不会认为‘传统’动不得。”

　　就拿《秦香莲》来说，杀庙那场戏：韩琪要杀秦香莲，刀架在秦香莲的脖子上，气氛非常紧张。这一段传统的唱腔用的是二六板，节奏缓慢，人物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李维康用快板来演唱，节奏加快，既符合戏中的气氛又符合人物当时的心境。又比如《龙凤呈祥》里的唱词，“‘暗地堪笑我兄长’，作为妹妹，‘堪笑’哥哥好像不大合适，于是我就改成了‘暗地埋怨我兄长’，这样听起来就舒服多了。”曾有一位外国戏迷指出《坐宫》中“三尺绫自悬梁尸不周全”不符合逻辑，李维康将它改成了“命丧黄泉”。这样细微的改动，外行人也许没有什么感觉，但哪怕只是一个字的变动，戏迷们都能从中听出李维康对唱段的精雕细琢和良苦用心。

                           　　打造精品创作难

　　从１２岁登台演出，到现在将近５０年的时间，李维康从未间断过演戏。即便是身怀六甲的时候，她都没有离开舞台：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演出《玉堂春》，８个月的时候演出《赵氏孤儿》，产后仅百天，又马上排演了《李清照》。长年累月全身心投入到创作演出中，使李维康的身体严重透支。年近４８岁时，一场大病使她不得不放缓脚步，但手术过后不久，她又变成了那个闲不下来的自己。“我这么坚持，都是因为观众的喜爱。人家对我好，我就要干事儿，就要报答。”

　　如今，李维康调到中国戏曲学院任特聘教授，她参与了对《四郎探母》、《谢瑶环》的研究、修改：在尽可能保留京剧剧目传统艺术框架的前提下，去掉其不合理的地方，从而打造京剧的精品。“演戏是为了让观众爱看，如果不加思考地将以前的东西都留下来，是不对的。”

　　不“迷信”传统的李维康，对于“为了求新而求新”的做法更是反对。比如很多新创排的戏，往往变成了话剧加唱，“脚步也不要了，听着、看着很难受。京剧是以唱念坐打舞来说故事，不同于话剧和舞蹈。”李维康指出，京剧剧本十分难写，而现今的创作又往往缺乏专家、权威把关，缺少正确的标准来判断。“并不是每位京剧演员都拥有创造力，因此新作品应该经过大家共同的研究，商讨其优缺点，才能不断地进步。”

                　　“金童玉女”生活经

　　谈到李维康，不能不联想到耿其昌，一生一旦的他们可是京剧界里出了名的“金童玉女”、模范夫妻。同年出生，同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同年毕业，同样的舞台给了他们太多共同的记忆。《四郎探母》、《秦香莲》、《红灯记》、《游龙戏凤》等众多戏的合作，不断为二人平添着默契。工作、生活都在一起的他们对于京剧的切磋更是随时随地，但李维康补充说：“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一起出去演出，家就没人管了，人毕竟还要生活埃”但坐在李维康的家中环顾：整洁的摆设，精巧的布局，甜蜜的全家
福，无不传达出井井有条的信息。这对京剧的“夫妻档”正是生活在京剧里，京剧在生活中，京剧与生活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