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013年首次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而据民间调查，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0.61，较大的差距引来各界热议。　　多年来，各级政府通常将注意力放在“做大蛋糕”上。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与各阶层居民收入绝对额的提高，似乎可以让贫富差距带来的落差看上去不那么刺眼。
　　然而，这毕竟不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人们扭转贫富分化、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希望所在。2月5日，《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由国务院发布。这一方案虽然对人们长达8年的等待做出了一个交代，但仍有很多敏感与现实问题留待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当下应尽快确立收入分配改革的两个基本要点：即改革不应只注重增量式改革，更要重视存量改革；改革不仅要针对眼前紧迫的问题改，还要想办法向居民输送长远、稳定的预期。
　　收入分配改革应着眼于动存量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该如何突破？
　　郑功成：我认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对现实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要真正扭转贫富分化，就要摒弃做大蛋糕便会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定式。
　　从帕累托最优选择角度考虑，最优的利益分配应是一部分人获益时，保障其他人利益不受损，这就是增量改革。
　　但从中国现实出发，增量毕竟有限，光动增量不能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产生实际效果。现阶段确实需要对以往的财富分配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即同时要对存量财富的分配结构进行调整。
　　所谓动存量，就是要动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蛋糕，这样才能让低收入群体获得更多公平。要让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让既得利益群体付出相应成本。《财经国家周刊》：那部分“存量”的既得利益，包括哪些群体和收入？郑功成：我认为，既得利益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是垄断行为导致的收益，包括政策垄断、机会垄断、资源垄断等。第二是传统体制优势形成的既得利益，比如现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很高，与企业退休人员工资差距较大，就是传统体制形成的。
　　第三是投机性的，当前房地产行业就存在巨大的投机性，哪怕有些人的房屋都是合法来源，但是房屋由消费品变成投机品后，就成了一部分人获取超额收益的工具。
　　第四是违法非法所得，如腐败及其他违法所得等。
　　第五是掠夺式的，如有些地方的煤老板，好像现在的经营不违法，但是他们破坏了环境和损害了劳工利益。
　　与此同时，政府的公共资源同样需要在调整支出结构上下大功夫，努力追求普惠全体人民，特别需要用更大的支出，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民生。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促进财富分配格局走向公正与规范。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基于“动存量”思路，收入分配改革应有何举措？
　　郑功成：拿对贫富差距扩大起到重要作用的住房领域来说，未来应不断降低住房空置率，降低空置率就是一项动存量的举措。
　　空置率是由房屋的投资性需求形成的。官方公布北京市空置的房屋有360多万套，这些房子的水表和电表在半年以上都没有动过，如果按一套房住三个人来算，够1000多万人住了，从全国来看，住房空置率不下20%，如果把这些空置房屋利用起来，不仅可以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压力，还可以节约土地资源，并抑制房地产泡沫，降低经济风险。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国住房几乎是零空置率，其一方面征收住房空置税，另一方面对房屋出租给予补贴。一进一出，有房者会自动考虑利益得失，就不会有房子空在那里了，住宅的消费品本质就会得到恢复。
　　当然，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对于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也十分重要，这属于增量调控。但如果不动存量，仅仅依靠兴建保障房，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住房异化的现象还会进一步加剧。
　　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时间表
　　《财经国家周刊》：近几年政府对民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多，但社会上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不满却有增无减，为什么?
　　郑功成：我先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1998年我首次到访香港时，考察了当地的“笼屋”居民。所谓“笼屋”就是相当于火车中铺一样的笼子，当时香港有2万多人住在这样的“笼屋”里。
　　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这2万多人在如此繁华的香港安于现状，不闹事、不反政府、不反社会。了解后才得知，是政府提供了稳定的安全预期，即在香港回归前这些人申请公共房屋需要等候七年，回归后缩短到三年，这样，精英阶层及有房可住的人不觉得政府福利养了懒汉，而暂时住在“笼屋”中的低下层人士也有希望，大家都觉得公平。
　　再说我们的现状。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但人们对民生的诉求是不断升级的。也就是说，解决了今天的问题，明天又有新问题，因为人们有了新的需求。
　　比如，近十年来我们的住房改善不少，但仍然怨声载道，一大原因就是对住房政策缺乏稳定的预期，进而放大了人们的不安和焦虑。
　　稳定的预期其实是维护社会公正并保持社会安定的一大法宝。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改现状、改当下紧迫的问题，还要给公民提供稳定、乐观的预期。《财经国家周刊》：当下，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近年内的进展不甚明朗，可能也是引发不满情绪的原因之一。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郑功成：对于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
　　第一个误区是，收入分配改革可以一夜之间完成，而事实是，这项改革只能采取渐进的策略。目前的利益失衡是30多年来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特定历史背景下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是多年一果、多因一果。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其复杂性与艰巨性，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时一役。第二个误区是，收入分配制度还未进行改革，国务院出台方案才标志着启动。其实，我们已经行进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路上，比如个人所得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升，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社保制度从选择型制度安排发展为普惠全民的制度安排，等等。
　　这些表明，收入分配改革近几年一直在进行。只是前一个时期的改革的目标还不太明确，路径还不太清晰，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已经失衡的利益格局、规范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从而也就不足以给人民以稳定的安全预期，因此，新时期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在明确目标和路径的条件下，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推进。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在收入分配领域给公民构建稳定的预期？
　　郑功成：构建预期不仅需要有目标与路线图，还需要有时间表，并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设计量化的指标。这些工作到位后，大家的不安和焦虑自然会下降，公众的情绪也会回归理性。
　　在全面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中，最好像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一样有相应表格来列举部分指标，即将2015、2020年要达到的收入分配改革量化目标进一步明示，以便给公众一个清晰的预期，并作为约束性或预期性指标来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基本依据。例如，居民收入翻番指标、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增长指标、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等，还可以增加基尼系数指标、劳动者报酬比重提高等指标。
　　同时，我建议国家能够将基尼系数在2015年控制在0.45之内，到2020年能够控制到0.4之内。还有国家财政对民生与社会保障的投入宜超常规增长，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性投入宜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