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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六十、七十、八十

出生于一九零二年的沈从文，今年该是他一百零五周年的诞辰了。

这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二十岁以后进入城市，经过了好些磨难，又遇到好些好心人，不久就走上了文坛，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很有了一些大的影响。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他五十岁以前写的。

一九四九年后，他自觉不合时宜，便离别为之努力了半辈子的文学界，躲进了博物馆。

他用半生心血熬出的那些精彩文字，不久即被尘封与焚烧。

一九六二年，他进入六十岁了。时局似乎有些松动。

先前有毛泽东主席曾对他说过，你还可以写小说啊。又有人想要他出来做北京市的文联主席。他也为重新拿笔做过一些准备，还准备以亲戚中一个革命志士的事迹写一个长篇。这年的初春，中国作协邀请了一批作家去革命老区江西访问，沈从文也在被请之列。去了井冈山，去了瑞金，还去了庐山，他心情极好，一路上写了好多旧体诗。他自觉也写得不错，所以交给了一些报刊发表。

他的六十岁生日，是一个人在江西的寒冷的宾馆里过的，为了纪念，他剥了一个橘子吃。

尽管如此，他心里萌动了一些希望。

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个作家访问团，只有一两个人读过他的小说；他要是尝试着用当时《红旗谱》《青春之歌》的写法去创作，他根本做不到。他的文学理念、他的那套语言、他熟悉的技巧，与那时的环境是那么的不谐调。

他只好再次放弃了。

虽然上面曾想让他回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

他还是回到了他归隐的午门城楼下，与那些有着千百年历史的花花绿绿的“二十五史”——出土的坛坛罐罐、丝绸织锦相看两不厌，在沉默中和它们继续亲切交谈。他自己总是说，地下的这些东西是活的历史，是多少部二十四史，他戏称之为二十五史。

而后是很艰难地熬过了一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一九七二年，下放湖北乡下已三年了。他的夫人六十二岁，却像二十六岁的人一样终日在农田里劳作。因为病，七十岁的他请假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就回到了使命中。他又接过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出版筹划工作。谈何容易啊1为了这本书，他努力了十年，但是运动一来，那些苦心收集起来的资料都散失了。

但是这本书意义是太重大了。

于他个人来说，这本书也是太重要了。

他不得不又重起炉灶，只好从另一个零开始。

七十岁的人了，他一个人得弄吃的，一个人得去医院看病拿药，一个人得铺开那么大一堆历史，一个字一个字写。要命的，他还只有小小的一间屋子，都摆不下那些资料。他得求这个求那个不停地找房子。

六十二岁的夫人还在南方。他时时牵挂着她。

但是他满腔热情、满腔热血地扑向了工作。常常流鼻血，殷红浸红了纸张。

清早起来，洗把脸，上了公交车，风雪交加中，靠手中捧着的一个烤红薯温暖自己。他却要去温暖那些历史。他发现车上，每天每天，都没有一个人的年纪大过他。

这一年，他生日的那一天，给馆里的领导写了一个工作小结，也算是一个汇报。

一九八二年了，他都八十了。

大地的冰雪融化了。

阳历的新年，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里的新春茶话会。新朋老友相聚，其乐融融。

过春节的时候，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了他的家里拜年。这位贵客来得不是时候，其时，在新搬过家依然很小的房间里，沈先生正在清理一些资料，书啊，报啊，刊啊，图片啊，插图啊，旁人看似乱糟糟的，而在他看来是有条不紊的，所有的平面都摊满了，政治局委员同志都不好下脚了，都没坐的地儿了。

先一年，他耗费了后半生大半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原为资料）》在香港得已出版；

先一年，他应邀访问了美国，在一些大学作了讲演，他在那里有许多“粉丝”；

他的半个世纪前的作品陆续在出版。湖南、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与三联、江西等多家出版社计有二十多种作品集子要在这一个时候出来。

当然，海外在这之前和之后也出了不少。

“沈从文热”正在海内外兴起。

他倒是不习惯了。一次次给他的研究者泼冷水，不要研究我，将来会没有出路的；一次次给朋友们和读者写信说，都是习作，不要以为如何不得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在表侄、画家黄永玉的劝说和帮助下，沈先生回到了故乡凤凰。故乡热情款待了这位久违了的游子。

此时，在北京的颐和园，柳丝应该是刚绽出一点点鹅黄，湘西花开花落，已是春深了。

他是和着春天的脚步到来的。真正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啊！只是这一份青春的成色是有点太老了些。

虽然他原先白净的脸上有了老人斑，但他的面容饱满，步履稳健。

他在故乡的土地上漫游。

他去县民族工艺厂，伸手抚摸机架上的那些漂亮的织花；

他和乡亲们驾着小船在沱江泛流，岸边的水碾、吊脚楼、青山一齐迎了过来；

他去了苗乡赶场，在拥挤的人流中端了一碗放有红辣椒粉的米粉当午餐；

他在古迹前游览，在河坝上野餐，在童年坐过的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听课……

在至今还保存完好的清初黄丝桥古城，他碰上了三个苗族老太太，他一个个地问着：“你多大了？”

“八十一。”

“你呢？”

“八十二。”

“她呢？

“八十七。”

问完，沈先生笑了：“哈哈，看来我还是小弟弟哩。来，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后来，他去了州府，看了那里的博物馆。在一个类似茶峒的渡口边，他坐了下来。一根篾缆系着两岸，上面连着一只小小渡船。一条碧绿的溪水，镜面一样的溪水映着边上的吊脚楼和山色。他在石阶上坐下，好像要醉了，猛地说了一句：真想死在这里。话出口，吓了大家一跳。

再后来去了张家界，坐在金鞭溪的大石头上，他又说了一句：真想死在这里。

故乡的山水永远是他心灵的归宿。

这一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沈先生参加了王震率领的访问团去了日本。在日本他不忘本行，去参观了东京博物馆。还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们进行了座谈。日本也有他的“粉丝”，他和那些新朋友们吃了一回简单而快乐的午饭。

12月六日，沈先生做了一个决定。花城和三联出版他的十二本文集，收到九千七百元稿费，他交这笔钱捐给了他曾经上过小学的凤凰文昌阁小学。

这此，他给学校的样第写了一封信。

校长先生：

我上星期了一万元人民币到县里，托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代收，并至函说明：这笔款是我捐赠给本县文昌阁小学使用。款汇到时，希望能邀校中一二年长负责同志，斟酌情况，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宿舍……

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沈从文先生八十寿辰，他新调到不久的单位的领导专门来到他家为他祝贺生日。几个比较要好的作家朋友想聚一聚，要给他做一个生日宴会。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躲到了一个亲戚家里，吃了一碗面条了事。

沈从文的六十、七十、八十，都是一些不平常的日子。

他终生没有退休，他工作到了他最后的一天。

他走的时候，走得非常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