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千种风情谁与说

 唐宋以来，中国词人多矣，而写羁旅行役相思之苦的高手当属柳永。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第一次知道柳永是在1980年的春末，那时我正为自己的功名前途在高考搏杀中焦头烂额。可就在一大堆公式名词间隙，不经意间看到了邻桌同学不知从那儿弄来的“文革”前的高中语文课本，柳永的《雨霖铃》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夕阳下，我坐在校园外金灿灿的麦田里，嗅着成熟的清香，默默把这首词印在了枯燥而又膨胀的大脑。现在想来可笑，不知道自己一个-贫寒的学子竟有如此浪漫的闲情逸致。
    
    少年不识愁滋味，记住了柳永，却并未走进词人的内心。之后二十多年的人生沉浮，当青春的一腔豪情渐渐化作点点无奈时，对柳词也由感性喜欢渐渐变成了理性的感喟。柳永风尘仆仆的脚步渐渐敲击着我的耳膜。
    
    面对柳永，我常想：他究竟算不算一个成功者？如果说他是成功者，可他一生颠沛流离困苦潦倒。如果说他是失败者，可他生前身后却又声名显赫。如果用“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个惯有定式来推理，柳永的所作所为似乎又不太合格。于是我翻阅了许多史料，研读了他许多作品，终于得出一个矛盾结论：柳永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词，成全了柳永，也害苦了柳永。因为词，，他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布衣书生竟让高高在上的皇帝记住了姓名。也因为词，导致了他与宋仁宗赵桢之间一场不对称的恩怨纠葛，招致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排斥和鄙视。
    
    我们常把一个人的成功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天时地利都有极大的偶然性，人和是首当其冲的硬件。柳永的人生遭际就说明了这一点。
    
    柳永，原名三变，做过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在家排行老七，又称柳七，生活在十一世纪前期。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等等，个个耀目，人人生辉。而柳永又是群星中极具魅力的一个，也是最潦倒的一个。
    
    不能说柳永生不逢时，比起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柳永没有卷入朋党权争的政治旋涡；比起后来的李清照、辛弃疾，他没有家破国亡的忧患。北宋前期，内忧外患还凸现，自上而下享乐风气弥漫，从皇帝到普通文人都以填词作曲为能事。柳永从福建老家风尘仆仆来到京都汴梁，本为科举功名，可面对歌舞升平的万般气象，颇有作词天赋的柳永也自然而然地卷进了这股潮流。勾栏瓦肆，吟和酬唱，频频出彩，柳永很快就名噪京师。“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皇帝犹且如此，那些乐工歌伎们更是趋之若骛，每得新曲，，必请柳永填词后再唱。
    
    风光八面，如鱼得水，潮流簇拥着柳永，柳永又领导着潮流。之前的词多为小令，是文人士大夫花前樽间的消遣雅趣，而柳永把词从皇室豪宅的象牙塔一步步引向市井里巷，运用民间俗言俚语，委婉通俗，音调优美，开创了慢词这种新形式，使词由无病呻吟的涓涓细流，哗啦啦流淌起了平民百姓的厚重气息，尽管受到了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可还是出现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
    
    得意忘形，乐极生悲，正当柳永在瓦肆歌馆忘情驰骋之时，科举失意的阴云陡然大雨浇头，年轻气盛的柳永哪肯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于是挥笔写下了《鹤冲天》来纡解忧郁安慰自心：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书生幼稚的狂傲：本来我是要独占鳌头的，这么清明的时代竟把我这个宪材给漏忘掉了，虽然没有考中，可我这个才子词人，也是没有穿官袍的卿相；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那我就只好把这身外浮名放下，去烟柳花巷与美酒靓女寻欢作伴。
    
    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一向热中功名的柳永不过是意气用事、小资情调，可宋仁宗赵桢却较上了真儿。再次科考时，柳永虽榜上有名，，宋仁宗却皱起眉头，气冲冲地说：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一句话断了柳永的前程。无奈的柳永只好打着“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专职写词谋生去了，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自由撰稿人。
    
    宋仁宗也真没雅量，自己天天锦衣玉食美女如云，却不能容忍一个穷酸文人的几句牢骚话。这一下，使正在功名路上热情奔跑的柳永面前，骤然阻挡起了绝望的堤坝，那湍急的才情洪流便在市井坊间婉约词派旖旎迷人的千年风景，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填词作曲的盛风使柳永赶上了天时，京都瓦肆歌馆的繁华使柳永赶上了地利，惟有人和，虽然他的词作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可那毕竟是少数人专制多数人的时代，况且他惹恼的是皇帝老儿。
    
    柳永始终在矛盾中挣扎。一方面他鄙视功名，流连于勾栏坊曲，追求个性的充分自由。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追求功名，希望及第登科，官至将相，像同时代的文人一样，以寻求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载体。
    
    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隐于山者多是把隐居作为待机而沽的出山条件，而隐于市者多是大彻大悟、放浪形骸。柳永既没有小隐闲云野鹤的耐心等待，虽沉潦于市，他也没有大隐的看破红尘。而在在这矛盾的背后就是他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面对一次次的打击，柳永牢骚满腹却又步履维艰地行进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直到53岁才得到命运的垂青，因为这次科考有两个对他极为有利的硬条件：连续五年考试不第和年过五旬，他都占，于是按照条件柳永才硬套出了个进士。
    
    尽管他勤勤恳恳，他的才干和成绩不断受到肯定，可他在地方小官任上辗转十年之久，得不到升迁，因为他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仍是另类。无奈之下，他找到了时任宰相晏殊，这个“一曲新词酒一杯”的词人，压根儿就看不起柳词和柳永，不但没有帮忙，还奚落了柳永一顿。
    
    其实，排斥柳永的文人又何止晏殊，就连苏轼这个同样命运坎坷的文人对柳永也是同样不屑。当初柳永声名鹊起时，苏轼便以轻蔑的口吻问门客：我词与柳七相比如何？门客答：柳七的词，只能由十七八岁的小女孩，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你的词须关西大汉，用铜琵琶铁拍板，吼唱“大江东去”。门客的话客观上道出了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的不同，主观上却是褒苏贬柳。苏轼毕竟是一代大家，当他读了柳永的《八声甘州》后，马上改变了态度，说：人皆言柳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
    
    诚然，柳词有它大俗的一面，羁旅行役、闺情幽怨、烟花巷陌，要不就不会受到当时市民的欢迎。可是，柳词也有它大雅的一面，情景兼融、清劲奇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否则就不可能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那首写杭州美景富庶的《望海潮》大气氤氲，以致在130年后，金国君主完颜亮看了此词，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馋涎欲滴，遂立投鞭渡江之志。一首词竟点燃了一个侵略者的占有欲，如果宋仁宗和柳永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不知有何感想。
    
    受皇帝冷落，遭文人排斥，尽管一路跌跌撞撞，柳永却始终没有忘记仕进，为了改变命运，进呈一首《醉蓬莱》，本想拍皇帝的马屁，却又莫名其妙惹怒了皇帝，终致落仕，浪迹民间，以致死后身无余财，还是那些歌伎们集资将其安葬。
    
    夕阳落叶，寒蝉悲秋，这是柳永命运的主色调。在落魄中抗争，在坎坷中追求，可到头来依然“一生赢得是凄凉”。
    
    柳永若是志大才疏花拳绣腿，那么他人生就少一些悲剧色彩。如果他善于察言观色官运亨通，后人就少一些怜悯同情。如果他这匹词坛黑马甘心蛰伏槽枥之间，与那些平庸的文人一起故作清高，也许会减少一些人为的阻力。如果他能割舍那滚烫的功名心，不管不顾地走自己的路，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悲戚呻吟。
    
    如果上边的假设成立，那柳永将不再是柳永，历史也许不会有他这么厚重的一笔。可柳永就是柳永，他既有凡人坦荡的性情，又有文人攀龙附凤的俗气，关键是他没有在作词与做官之间找到一个托起自己乌纱的支撑点。他把做官的细腻用于了作词，把作词的疏朗用于了做官，天时地利使他成为词坛佼佼者，却没有把握住那至关重要的人和，以致于在官场屡屡碰壁。他是词坛上的成功者，是官场上的失败者。
    
    伫依危搂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首《蝶恋花》应是柳永生活追求的真实写照。他虽化蛹为蝶于寻常巷陌，而他所依恋向往的却是豪宅名门雕梁画栋，虽折翅而不悔。衣带渐宽人憔悴，伫依危楼望眼穿，那可怜的功名心有几人知晓，那满腹心事向谁倾诉？
    
    往事越千年，人间几度春，十一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一千年，多少王公贵卿都化作了粪土，而柳永的身影依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振翅舞动。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如此，柳永这个白衣卿相，当知足矣。（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