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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我母亲的渊源,应该从我奶奶的苦难开始。
我都不知道,我奶奶的故乡、姓氏和出生。很早的时候,我奶奶就是滇西北地区小凉山彝族家的一个卑贱如草的奴隶。关于她成长中的饥饿、忧伤和病痛,我已经无法探寻。在长成为一个身材高大、健康优质的女奴之后,奶奶就与一个姓李的奴隶结了婚。在一个有着初升的月亮的晚上,我奶奶在她日夜劳作的苦荞地里生下了我母亲,而后在一个我不知道是否有月亮的晚上,我的爷爷,一个奴隶,他独自逃走了,留下怀里正抱着我母亲的奶奶。为了防止我奶奶也逃走,奴隶主又把我奶奶许配给了一个从永胜三川坝抢去的奴隶,也就是我现在的爷爷。
我奶奶生下我母亲以后,继续每天白天到很远的山谷里去背水。听说,她在途中要经过一座叫做药山的大森林,随时会遇上狼、熊等猛兽;晚上,她用石磨一勺一勺地磨荞面。磨够了荞面,第二天很早就起床,给主人做荞糕早点。我现在的爷爷是给主人伐木的,同时还负责烧山种荞的活儿。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刚会做一点活计,就给奴隶主放羊。饥寒的侵袭无时不在,她已习以为常,但随时出现的豺狼却让她受尽了惊吓。听说她总是被它们吓得躲进荆棘丛里,或者蹲到高高的岩石上,等那些野兽离开了,才敢回到羊群身边,在寒风里继续放牧。小凉山解放的那一年,解放军攻打凉山的彝族奴隶主武装,激烈的交火就在母亲身边进行,枪炮和流弹没有伤及到她,却在她十多岁的心灵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恐惧。
小凉山解放以后,我奶奶和我母亲就跟着我现在的爷爷回到邻近的永胜县,也就是我现在的家乡。那年,我母亲十三岁。我奶奶和母亲随了我爷爷的姓氏,成了在村子里不算庞大的陈氏家族中的两个人,开始了她们崭新的平凡人的生活:她们再不是奴隶了。我现在的爷爷与我奶奶没有生下子女,他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因此,在陈氏家族的许多人眼中,我奶奶和母亲仍是外族人,又因为她们是来自于彝族地区的奴隶,他们根本就瞧不起她们。因此,那借用的姓氏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太多的好处,她们的铺盖行李经常被人丢到院子里去。就这样,三个人战战兢兢地过了许多年。
我母亲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邻村一个姓吴的青年到我家做了上门女婿。那人没有生育能力,和我母亲没有生活多久,他们就离婚了。后来,又一个年轻人来到我家做上门女婿,也姓吴,他就是我父亲。我母亲跟我父亲生下了四个子女:我大姐、我二姐、我、我小妹。我父亲很早就死了母亲,他父亲是富农,经常被批斗,因此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以后,他们的行李被丢到院子里去的机会也就明显地增加了许多倍。于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当年凭着他们的年轻力壮, 铁了心要建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天天到山上去伐木,硬是扛回了一所房子所需要的绝大部分木材,建了一所在当时村子里很气派的房子,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
大锅饭时期,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很能吃苦,他们挣的工分在全村是除了村干部之外最高的,因而家里的情况比一般人家要好一些。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总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我家借米,有的到现在也没有还,大概他们早已忘记了。包产到户以后,我父亲和一些人开始秘密倒卖国民党时期的旧钞和烟土,不但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赔了进去,还坐了三年牢。他进去的时候我在读小学四年级,小同学都在骂我,说我有一个当囚犯的父亲。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初中快毕业了。我的童年时期,就是在父亲坐牢的阴影里度过的,我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一家人的生计。我从小喜欢看书,不喜欢干家务活,经常躲在我家楼上一个黑暗而隐蔽的角落读书,有了冲动,就写一些幼稚的小诗。我的写作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作为一个农家孩子,我的这种习惯让母亲伤心不已,她一方面要做大量的本来可以由我来做的活计,同时还要为我的学费发愁。气急了的时候,她就狠狠地骂我,让我跪在堂屋里的神龛前。家道中落的时候,我大姐辍学在家和母亲一起操挂家务,但是家境还是很紧张。我向母亲要钱的时候,她经常是先把我不听话的种种劣迹从头到尾数落一番,然后才慢腾腾拿出她那破旧的钱包,翻给我一些新旧不一的三块五块。我和小妹都怕她的唠叨,从不敢轻易向她要钱。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发现我父亲经常打我母亲。我读初三那一年,我父亲和母亲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争吵起来,我父亲顺手操起一根钢砧就往我母亲头上砸,又把我母亲从床上拖到了地上,叫她滚。我母亲当时就被父亲打得昏迷了很长时间,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开始经常头痛。也许,那一次我父亲的毒打,成了我母亲早逝的根源。还有一次是我读高三的时候,父亲又在厨房里用柴棒打母亲,还用脚踢母亲,母亲又一次昏死过去,如果不是村里人赶来拉开我父亲,母亲也许那时候就死了。后来,我想起我母亲时就想,她的早死也许是一件好事,她再也不用遭受父亲的毒打了。
我母亲去世前,我正在县城里补习高中。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见我奶奶病得不行了,我们一家人围在她床前哭。从梦中醒来,我流着眼泪焦急地等着天明。天刚一亮,我就乘车向家里奔去,急冲冲地回到家里,发现奶奶没有病。那时候正是高考前几天,我准备在家吃过午饭就赶回县城复习功课。母亲不知我的匆忙,她听说我回来了,就背了些东西到离村子不远的街上卖了,切了两斤肉,说要给我补充营养。由于身体虚弱,她在回来的路上就晕倒了,在邻村一家店铺前面迷迷糊糊了坐了许久,才被闻讯赶去的大姐用手推车拉了回来。为了不让我分心,她让所有人隐瞒了病情。直到我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考完了最后一门,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回到家,才知道我母亲已经病在家里十多天了。
此后的整个暑假,我都和母亲一起住在小镇的医院里,守着她,给她拿药,煎药,药水滴完了的时候,叫护士来换。没事的时候,我就不动声色地盼着高考成绩和录取消息。那时候,县里的广播电台正在招播音员,母亲知道后,说是我唱歌唱得很好,以前错过了考音乐学院,这次应该去试试。她就从她的医疗费里拿出二十块钱,让我去县城里报名。等我从县城里回来,母亲的病情忽然转危,于是就转到县医院去。母亲有晕车的习惯,因为身体虚弱,这次晕得更厉害,开车的师傅走走停停,很是不高兴。在县医院里,我、父亲和小妹三个人日夜轮换着守在她身边。父亲经常跑到隔壁病房睡大觉,鼾声很大。母亲在县医院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她,她还能答应我,小妹就告诉她说,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当时,我的考分不是很高,但在全县文科考生中排名第十一,我想应该能上。还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告诉母亲说我考上了。在亲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母亲对我们的回应里没有高兴的神情。母亲在县医院里晕迷不醒二十多天后,大姐、父亲、我和小妹在母亲床前商量着是否应该把母亲送回家去。我知道,送回家意味着什么。在母亲的身边,我的泪水打湿了她盖着的被子。
从县医院回来,母亲又被送进了她已经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镇医院。再一次住进去以后,母亲发现房外老在下雨,到处是湿漉漉的水气。两个月的卧床不起,母亲的脊背处长了大片大片的褥疮,让人目不忍睹。终于,在一个中午,天空突然晴朗起来,医生又叫我们把母亲送回家去。于是,我们借了医院里的那副沉重的铁质担架,把已经只会呼吸的母亲抬上去,穿过镇里人来人往的街道,缓慢地抬回家去。行人们一个个向着担架上的母亲望,望着母亲在担架上与她们擦肩而过。在悲伤的笼罩中,我不知道她们都说了些什么。回到家里,我们一家人都不知道如何把母亲病危的消息告诉我奶奶,那个最疼爱母亲的人。直到母亲临终前,我们才把奶奶搀扶到母亲床前,让她最后再看一眼与她同在小凉山彝族奴隶主家为奴隶的女儿。当奶奶用她沙哑的声音,对着已经昏迷不醒了将近一个月的母亲,叫着母亲的乳名的时候,我和小妹泣不成声。屋外院子里,有村里人在帮我家做母亲的棺材,斧头、推刨、凿子的声音清脆得刺耳。
当我拔去插在母亲脚踝处的针后,母亲的颈动脉渐渐停止了跳动。按照乡里的习俗,在母亲弥留的时候,我,她唯一的儿子,把她抱在怀里,肩膀扶着她的头,就这么绝望地等着她的心脏和脉博渐渐停止跳动。我已经结婚成家的大姐忍着悲痛张罗着母亲的丧事,我二姐在我的肩膀后面,给母亲最后一次梳头。村子里一位老妇,在二姐给母亲梳完头后,给母亲洗身体。我发现,母亲已经是极度瘦弱了,肋骨一根根在皮肉的覆盖下高挑着,肚腹深深陷了进去,只剩下了腰骨。那天晚上,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躺在棺材里一床崭新的棉絮里的母亲沉静的面孔,棺材就盖上了。那一天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二日,母亲才五十一岁。
作者简介:陈洪金,1972年生于云南永胜县,系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云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中华散文》、《美文》、《大家》、《山花》、《布老虎散文》、《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及港澳台、美国、瑞典、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报刊。著有散文集《灵魂的地址》、《乡村:忧伤的河流与屋檐》、《母土》等,曾获得过星星诗刊“涪江丽苑杯”李白故里世界华文诗歌大奖赛三等奖、新浪网“万卷杯”全国原创文学大奖赛“最佳抒情散文奖”、台湾首届“喜菡”散文奖、99读书网“世界文学之旅网文大赛”散文金奖、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散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