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指着一群麻雀对我说：“你看那麻雀，不停地飞啊跳啊，刨啊啄啊，总还是拳头那么大一点。老鹰呢，大部分时间待在树上一动不动，半天才冲出来抓点吃的，身子骨像鸡那么大。”
这可能是一辈子穷困潦倒的文盲父亲说过的最富哲理的一句话。从小到大，我一直不曾忘记。
父亲当过兵，刚到部队就被查出有肝炎而被迫退役；当过小霸王，因为替伯父出头，故意伤人而锒铛入狱；三十岁晚婚，不到四十妻子就因病离世；再婚后当小包工头发达不到两年，就因大老板携款潜逃败落；等日以继夜地当搬运工攒了七八千块钱，又被上大学的我席卷一空，马上债台高筑。
父亲说：我就是麻雀命。一辈子劳碌奔波，只够养家糊口，一点余粮都没有。
父亲知道自己只能做麻雀，却巴不得儿子是老鹰。把我送进学校的第一天，父亲特地找到老师说：“我们袁家世世代代没有人当过官，你要是把他培养成个村长，我一定会杀头猪办酒席感谢你。”老师大笑不已。
麻雀要是能生出老鹰，它自己也能变成凤凰。父亲对我的期望值明显不切合实际，我上小学就证明了这点。
我们村只有一间教室、一个教师，却有两个年级、两个班，我从低年级读到高年级，成绩总是倒数第一。而小卖部老板家的少爷和村长家的小姐，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都戴大红花。龙生龙凤生凤，聪不聪明取决于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可父亲对儿子充满了希望。一说到儿子的学习，父亲总是说：“小学成绩好未必以后都好，因为他骄傲；小学成绩不好以后未必没出息，只要他懂得发奋。”
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父亲不顾后娘千方百计的阻扰，毅然把我送进了初中。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奇迹。我上了初中，依然是让老师头痛的学生。语文、外语、历史、政治的常识，数学、物理、化学的公式，别人早就到小组长那儿背诵完了，我还是记得上句忘了下句。每天下午放学，我都被老师带到家里背到天黑才让回家。我被打过的手心、被罚过的蛙跳次数，差不多是全班其他同学的总和。
这多少有点让父亲失望。父亲不止一次地说：“初中毕业后，一定要学门手艺。沟对面的康跛子，你看他走路不方便，给猪看病都修起了红砖青瓦的楼房。”
或许是上天要跟父亲开个玩笑，在父亲希望破灭时，我在初二期末考试时居然考了全班第二名，成绩远远比那些很快就背诵完的同学优秀。虽然后来依然每天被老师留下来背书，但成绩是比较优秀的了。
自那以后，父亲十多年前的期望又开始闪光，到学校来看我的频率也高了许多。
当时我们方圆几百里，最有出息的孩子考上了成都的一所中师学校。所以，父亲认为要是他的儿子能考上中师，就真是麻雀变成老鹰了。
我考上的是普通高中，而且只上了择校生的分数线。
父亲多交了三百元择校费，把我送到了学校。父亲悲壮地说：“读吧，你能读到什么程度我就供到什么程度。但事先说好：我没钱给你复读，没钱给你走后门。”
直到我上了高中，父亲才知道上了高中之后是上大学――如果能考上的话。我们校开办高中十年来，只考上过一个大学生。
面对这样的情况，父亲着了慌。读了高中和读了初中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有高中毕业证就能坐在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是我们当时的最高理想。
父亲不可能退缩，是他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他早就向亲戚朋友夸下了海口，说他的儿子有多优秀成绩有多好。我读高中是他潦倒的生活里唯一可以向人炫耀的东西，他炫耀得有点过火，如果我没有出息，他的老脸没地方搁。
可以说，我上学，一方面压榨了父亲的血肉，另一方面又给父亲以乐观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我后娘看得最清楚。后娘对我不管不问，但是对父亲却关怀备至。
后娘说：“红军啊，你要好好整哦，你老汉在亲戚面前吹牛皮吹得太厉害了。我听人说，你有几个亲戚私下说要是你能考上大学，那袁三都能出国。”
袁三是我们村的傻子，某个夏天，把头伸到稻田里喝水，自个儿淹死了。
“亲戚邻居都等着笑话你们爷儿俩呢。你要考不上，你老汉在人前抬不起头，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看你咋个整。”
我内心里一直对父亲有怨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虚荣，不断吹嘘我成绩有多好，把我逼上了绝路。为了不让他伤心，我不得不按照他的意愿，好好学习。
我上高中时，学校离父亲打工的工厂只有一墙之隔。父亲在纸厂当搬运工，一天十二块钱，隔天还要上夜班。他认为我能上大学，所以每月的工钱都一分不少地存到银行给我准备大学的学费。我的生活费就靠来纸厂拉货的外来老板给他的小费维持。他到学校实地调查之后，得知学校的菜是五毛钱一份，七天就是十块零五毛。于是在别的同学生活费最少都是二十五元一周的时候，他严格按照每周十五块钱的标准给我，还美其名曰让我隔天吃一份一块五毛钱的回锅肉。可他忽略了在学校打一瓢热水都要两三毛钱的事实，害得我吃不上肉不说，早餐只能买两毛钱一个的馒头吃。
父亲的小费收入总是不平稳，有时候到了周末我去拿生活费，他还没攒够。于是他就掏遍上上下下五六个口袋，留一两块钱之后全部给我。余下的隔三差五地给我送到学校。
那时候，学校一千多学生，可能有不认识校领导的，但没一个不熟悉我父亲那永远的黑色身影。他身上穿的衣裤总是漏洞百出，浑身沾满厚厚的油污。我甚至怀疑他即使一丝不挂也不至于“走光”。但是他毫不觉得影响校容校貌，学校也因为他是学生家长，不好把他撵出校门。所以他总是像稻草人一样站立在学校某个明显的位置上等我出现在他面前。
他的这种作风让我头痛不已。几乎每次我偷偷和同学玩扑克时，他都会神出鬼没地来找我。好在他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一出现就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以至于他每次发现我的同学在玩扑克时，无不是看见我在这喧嚣中看书，最不济也是准备马上看书的样子。于是父亲常常对者同学说：“你们这些调皮学生哟，没事就打牌，学习怎么会好？”最要命的是说：“我的红军就从来不玩。”为了不因此被同学们嘲笑，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扑克等游戏的诱惑，甚至连课间休息时间也呆在教室里。经过总结，他学纸厂的标语，很形式主义地给我定了“三禁止”：禁止赌博，禁止乱花钱，禁止谈恋爱。他可不考虑我有没有犯这几条禁令的经济实力。很多年后父亲和老乡亲交流教育孩子的经验，无不得意地介绍这“三禁止”。要不是考虑到他要命的虚荣，我早就把实情说出去了。
父亲隔三差五就来学校看我，我不得不时刻作读书状。在同班同学中，偶尔能进前十名，也就是学校最大胆确定的培养苗子范围。
2000年，我上高三。以我的成绩，考个不太好的大学专科，对我来讲已经不成问题，但考本科却没希望。
那时大学生已经不包分配，全国大学都开始热火朝天地扩招。在毕业前夕，我再一次想起了父亲的老鹰理论。读专科，而且是不太好的专科，并改变不了我的麻雀命运。我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作出了一个差点吓坏自己的决定：放弃！然后复读一年，考重点大学！
吓坏自己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打算实在太危险。后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极力反对我上学，而且坚持不懈。父亲也对昂贵的学杂费心生恐惧，从我上初中时起就经常提醒我不会给我钱复读。但是我看到了成功的门槛。于是我决定高考后的假期去打工，自己挣钱复读。在高考之前，我就让父亲给我联系了个工地，好让我高考结束后就赚钱。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打工，被父亲看出了心思。父亲抽着烟想了两天，最终还是答应了我。他让我先别在后娘面前声张，等我报名上学了再告诉后娘。
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如愿以偿地比专科线低了十分。高考结束后，我就在学校新建校舍的工地上当个打杂工，给砌砖的师傅递砖块挑水泥。挣了点钱之后，我偶尔也买点肉回家，乐得后娘直夸我比他亲生儿子还亲。
学校校长在建筑工地上看到了我，问了我的情况后，留我在学校复读。给我的优惠条件是不收我学费，每月还给我80元生活补贴，给我单独安排宿舍。
得知这个消息，父亲高兴就不用说了，后娘破天荒地给我一百块钱支持我上学。
2001年，我考上哈尔滨工程大学，是我们中学至今仍屈指可数的重点大学生之一。四年大学毕业，我获得了双学士学位，之后留校工作。我没有成为自己心中的雄鹰，也没能成为我们村的村长，但在老家人看来，我已经是很有出息的人了。
而我父亲，早把他自己当成了老鹰的父亲。
2007年春节，我回到老家。父亲依旧穿着破旧的衣服早出晚归地打工，走路说话却已底气十足，在十乡八里颇有了些威望。我依稀看见了他眼里闪烁着的老鹰般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