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转帖]什么叫无障碍？就是赋予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

无障碍车位被挤占严重

新京报：最近你在博客中，批评残障人士的无障碍出行公共设施，尤其是无障碍车位问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谈这个问题？

桑兰：我是最近发现了问题才提出来的。

去年北京奥运会要坐国际航班，我去了3号航站楼，一进停车场，就看到无障碍车位，很接近电梯，也有锥筒和拉线杆保护，有工作人员管理。当时我就把伤残证给工作人员看，看过之后他就把车位安排给我们，很高兴。

但是今年5月去三亚，在首都机场就遇到所有的无障碍车位全部被占用的情况。在停车场转了好多圈都找不到位置，我很难判断这些车是否是接送伤残人士的。

再一次去3号航站楼是这个月的16号，我要飞去杭州录节目，结果所有的无障碍车位都被占用了。去年和今年的差别是一天一地。

可能去年是奥运会，人人都激情澎湃，各方面监管力度都很大，但这样的意识和激情能够延续下去该多好啊。

新京报：你还提出北京的无障碍出租车太少的问题，这方面你的体验是什么？

桑兰：我是使用了才知道它太难预订了。

无障碍出租车是去年北京残奥会举办的时候投入运营的，数量特别少，我坐过的那种江陵全顺无障碍车，全北京只有10辆。

那天我要去看比赛，听说有这种出租车就打电话预约，但根本约不到，幸好家对面的康复中心停了一辆，就把车叫过来，价格很贵，包车从洋桥往返鸟巢要300多块。

去年10月，我还用过一次，提前3天预约才约上。记得回家的路上，停了一下，旁边一个妈妈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孩子，说，“太好了，现在有这个车可以坐了，那我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了”。

所以，这种车的需求是存在的，毕竟全国的残障人士总数已经超过了8300万。

赋予残障人士平等出行权

新京报：你呼吁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比如很多人不知道有一种特殊车位存在，占用了也浑然不觉。

桑兰：3号航站楼的工作人员也说，没办奥运会前，根本就不了解残障人士出行的需求，因为要完成对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员工亲身坐轮椅扮成残障人士逐一体验，这就是一个从不了解到慢慢了解的过程。

我受伤后在美国治疗，去过一趟迪斯尼，有很多项目我是可以玩的，而且也都有无障碍设施。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每个地方都去排队，没有走无障碍通道。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排在两个美国小男孩的后面，哥哥应该是六七岁，弟弟是三四岁的样子，看到我坐轮椅，哥哥马上把弟弟拉到一边，让我先过。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教育成果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

新京报：你能不能用具体的生活经验，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无障碍”？

桑兰：比如说我要去餐馆吃饭，我能不能自己从家门口到餐馆。目前我还没有独自出行过，因为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无障碍环境允许我这样做。

比如总有些地方没有无障碍通道，简单说就是没有斜坡或电梯，都是台阶，或者斜坡的坡度太大我自己根本上不去，但其实这个坡道的坡度和宽度是有国家标准的。

比如去餐馆，我的腿常常放不进桌子下面，因为轮椅的高度常常超过了桌面的离地间隙。

还有，如果出远门，我需要有人帮我驾车，或者预约方便的无障碍出租车，还需要无障碍停车位。

电梯最好有直梯，直梯里需要有低位楼层按钮和镜子，这个镜子也有个国际标准，方便残障人士在出电梯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看到背后有没有障碍物。

公共场所还需要有无障碍卫生间，就是洗手池和烘干器都很低，马桶两侧有扶手，空间很大的那种，甚至还要有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公用电话、饮水机等。

什么叫无障碍？就是赋予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这个是第一步。

写博客是我的“游说”方式

新京报：你说美国“超人”克里斯托弗·里夫是你的精神支柱和榜样，“想起他为美国残障人士游说美国国会做的那些努力，我还很渺小”。里夫的经历和做法是否成为你的某种导引？

桑兰：里夫是我非常敬佩的人，对我影响很深。

他骑马意外受伤，高位截瘫比我还严重，戴呼吸机，一动都不能动，但他一直以微笑示人。

他不断游说美国国会，为残障人士争取福利，包括支持全球的脊髓干细胞研究。他和他的夫人成立的丹娜·里夫基金会，为改善残障人士福利做了很多工作。

新京报：你现在用博客去引起公共空间的讨论，或者用更为个人化的渠道去影响一些残障人士保障方面的决策，也算是你游说的方式吧？

桑兰：是的，名人会有一种权力，我会善用这种权力去呼吁这个社会，为弱势群体争取他们的福利。我在博客里反映问题，就是我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3月份“两会”的时候，我还在博客里写过一封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建议康复治疗进入医保范围，因为不光是我这种高位截瘫患者，很多病患在康复期间都会出现并发症或肌肉萎缩现象，但现在的医保对这个部分还是空白。

我现在还在准备给交通部、公安部和残联写信，希望在无障碍设施以及残障人士优先权保障方面能够得到改善，比如无障碍车位的停车标准、如何执行、如何核对，希望用我和更多人的声音尽可能改变这一切。

社会需要我这样的民间力量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更好的做事情？

桑兰：我还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不过我刚刚成为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的委员，这样我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也能接触到一些体育卫生界别的决策人士。

今年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我也加入了世界青年领袖，筹备和另外一个青年领袖一起做一些关于推广无障碍设施的工作。

我想除政府之外，也需要像我们这样一些民间的力量，来推动残障人士保障事业。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力，才能把一个事业做起来，我的梦想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新京报：你还提到要用自己的基金会投入无障碍出租车？

桑兰：对，除呼吁之外，也会从我的基金会开始做。

我受伤的时候中国运动员是没有保险的，因为我的事情影响很大，国家体育总局就和民政部批准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开始给运动员上保险。

我受伤之后也一直想建立一个民间的基金。因为我受伤之后，美国这个运动会因为买了保险，产生了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障金，我在美国治疗期间发生的费用，是在这个保险范围里的。当时我就想，如果其他运动员受伤了，没有保险怎么办？

新京报：你给总理的公开信最后有反馈吗？

桑兰：总理应该是看到这封信了，因为中华康复医学会的网站上后来刊载了一篇文章，提到我给总理的这封信，并表明总理做了批示，卫生部医政司正在开会研究康复治疗纳入医保的相关问题。

我最近也注意到，卫生部公布的医疗机构改革方案中，在最后部分也提到了康复。

呼吁并不是为我自己

新京报：近期你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反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除了应付日常开销，还要承担康复治疗，并不宽裕，是不是这个建议必要性的现身说法？

桑兰：康复医疗没有纳入医保，我现在的康复补贴是个人和单位协商的结果，因为我的身份还有特事特办的成分。浙江省体育局的领导批条子，单位出政策，决定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的康复补助。

而我的工资是一个月1600块，保姆费600块。

此外我吃的药因为都从美国买，可以在美国那1000万医疗保险金里扣除，其他发生在中国的医药费，那个保险金就管不了了。

这些钱对我维持治疗来说，是不够用的，所以还要靠自己去工作来赚些钱，比如给杂志报纸写专栏，给一些电视台、网站做主持人，或在博客上做些广告之类来维持。

新京报：在博客里你也提及，“这么多年来很多残障人士是给我‘白眼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生活得好，有的是钱，甚至有1000万美元”。你怎么面对这些“白眼”？

桑兰：不理解的人肯定会有。1000万美元只是美国那个运动会的保险金，并不是我个人的，它只负责我脊髓损伤那个方面在美国的治疗费用。

前段时间也有电视节目，说桑兰的形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保姆门事件”，包括我现在谈的“无障碍车位”，有人觉得我很挑剔。

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这种质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为了我自己，我没必要这么做，毕竟我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经被照顾得很好了。

桑兰

原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在1998年7月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一次跳马练习中不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表现出顽强意志，在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并成为2008年北京申奥大使之一，又于2008年北京奥运官方网站担当特约记者。

无障碍环境

■ 链接

无障碍环境

包括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物质环境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城市道路、公共建筑物和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应方便残疾人通行和使用，如城市道路应满足坐轮椅者、拄拐杖者通行和方便视力残疾者通行，建筑物应考虑出入口、地面、电梯、扶手、厕所、房间、柜台等设置残疾人可使用的相应设施和方便残疾人通行等。

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公共传媒应使听力言语和视力残疾者能够无障碍地获得信息，进行交流，如影视作品、电视节目的字幕和解说，电视手语，盲人有声读物等。

无障碍车位被挤占严重

新京报：最近你在博客中，批评残障人士的无障碍出行公共设施，尤其是无障碍车位问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谈这个问题？

桑兰：我是最近发现了问题才提出来的。

去年北京奥运会要坐国际航班，我去了3号航站楼，一进停车场，就看到无障碍车位，很接近电梯，也有锥筒和拉线杆保护，有工作人员管理。当时我就把伤残证给工作人员看，看过之后他就把车位安排给我们，很高兴。

但是今年5月去三亚，在首都机场就遇到所有的无障碍车位全部被占用的情况。在停车场转了好多圈都找不到位置，我很难判断这些车是否是接送伤残人士的。

再一次去3号航站楼是这个月的16号，我要飞去杭州录节目，结果所有的无障碍车位都被占用了。去年和今年的差别是一天一地。

可能去年是奥运会，人人都激情澎湃，各方面监管力度都很大，但这样的意识和激情能够延续下去该多好啊。

新京报：你还提出北京的无障碍出租车太少的问题，这方面你的体验是什么？

桑兰：我是使用了才知道它太难预订了。

无障碍出租车是去年北京残奥会举办的时候投入运营的，数量特别少，我坐过的那种江陵全顺无障碍车，全北京只有10辆。

那天我要去看比赛，听说有这种出租车就打电话预约，但根本约不到，幸好家对面的康复中心停了一辆，就把车叫过来，价格很贵，包车从洋桥往返鸟巢要300多块。

去年10月，我还用过一次，提前3天预约才约上。记得回家的路上，停了一下，旁边一个妈妈推着一个坐轮椅的孩子，说，“太好了，现在有这个车可以坐了，那我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了”。

所以，这种车的需求是存在的，毕竟全国的残障人士总数已经超过了8300万。

赋予残障人士平等出行权

新京报：你呼吁的一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比如很多人不知道有一种特殊车位存在，占用了也浑然不觉。

桑兰：3号航站楼的工作人员也说，没办奥运会前，根本就不了解残障人士出行的需求，因为要完成对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员工亲身坐轮椅扮成残障人士逐一体验，这就是一个从不了解到慢慢了解的过程。

我受伤后在美国治疗，去过一趟迪斯尼，有很多项目我是可以玩的，而且也都有无障碍设施。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每个地方都去排队，没有走无障碍通道。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排在两个美国小男孩的后面，哥哥应该是六七岁，弟弟是三四岁的样子，看到我坐轮椅，哥哥马上把弟弟拉到一边，让我先过。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教育成果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

新京报：你能不能用具体的生活经验，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无障碍”？

桑兰：比如说我要去餐馆吃饭，我能不能自己从家门口到餐馆。目前我还没有独自出行过，因为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无障碍环境允许我这样做。

比如总有些地方没有无障碍通道，简单说就是没有斜坡或电梯，都是台阶，或者斜坡的坡度太大我自己根本上不去，但其实这个坡道的坡度和宽度是有国家标准的。

比如去餐馆，我的腿常常放不进桌子下面，因为轮椅的高度常常超过了桌面的离地间隙。

还有，如果出远门，我需要有人帮我驾车，或者预约方便的无障碍出租车，还需要无障碍停车位。

电梯最好有直梯，直梯里需要有低位楼层按钮和镜子，这个镜子也有个国际标准，方便残障人士在出电梯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看到背后有没有障碍物。

公共场所还需要有无障碍卫生间，就是洗手池和烘干器都很低，马桶两侧有扶手，空间很大的那种，甚至还要有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公用电话、饮水机等。

什么叫无障碍？就是赋予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这个是第一步。

写博客是我的“游说”方式

新京报：你说美国“超人”克里斯托弗·里夫是你的精神支柱和榜样，“想起他为美国残障人士游说美国国会做的那些努力，我还很渺小”。里夫的经历和做法是否成为你的某种导引？

桑兰：里夫是我非常敬佩的人，对我影响很深。

他骑马意外受伤，高位截瘫比我还严重，戴呼吸机，一动都不能动，但他一直以微笑示人。

他不断游说美国国会，为残障人士争取福利，包括支持全球的脊髓干细胞研究。他和他的夫人成立的丹娜·里夫基金会，为改善残障人士福利做了很多工作。

新京报：你现在用博客去引起公共空间的讨论，或者用更为个人化的渠道去影响一些残障人士保障方面的决策，也算是你游说的方式吧？

桑兰：是的，名人会有一种权力，我会善用这种权力去呼吁这个社会，为弱势群体争取他们的福利。我在博客里反映问题，就是我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3月份“两会”的时候，我还在博客里写过一封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建议康复治疗进入医保范围，因为不光是我这种高位截瘫患者，很多病患在康复期间都会出现并发症或肌肉萎缩现象，但现在的医保对这个部分还是空白。

我现在还在准备给交通部、公安部和残联写信，希望在无障碍设施以及残障人士优先权保障方面能够得到改善，比如无障碍车位的停车标准、如何执行、如何核对，希望用我和更多人的声音尽可能改变这一切。

社会需要我这样的民间力量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更好的做事情？

桑兰：我还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不过我刚刚成为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的委员，这样我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也能接触到一些体育卫生界别的决策人士。

今年在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我也加入了世界青年领袖，筹备和另外一个青年领袖一起做一些关于推广无障碍设施的工作。

我想除政府之外，也需要像我们这样一些民间的力量，来推动残障人士保障事业。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力，才能把一个事业做起来，我的梦想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新京报：你还提到要用自己的基金会投入无障碍出租车？

桑兰：对，除呼吁之外，也会从我的基金会开始做。

我受伤的时候中国运动员是没有保险的，因为我的事情影响很大，国家体育总局就和民政部批准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开始给运动员上保险。

我受伤之后也一直想建立一个民间的基金。因为我受伤之后，美国这个运动会因为买了保险，产生了1000万美元的医疗保障金，我在美国治疗期间发生的费用，是在这个保险范围里的。当时我就想，如果其他运动员受伤了，没有保险怎么办？

新京报：你给总理的公开信最后有反馈吗？

桑兰：总理应该是看到这封信了，因为中华康复医学会的网站上后来刊载了一篇文章，提到我给总理的这封信，并表明总理做了批示，卫生部医政司正在开会研究康复治疗纳入医保的相关问题。

我最近也注意到，卫生部公布的医疗机构改革方案中，在最后部分也提到了康复。

呼吁并不是为我自己

新京报：近期你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反映现在每个月的收入，除了应付日常开销，还要承担康复治疗，并不宽裕，是不是这个建议必要性的现身说法？

桑兰：康复医疗没有纳入医保，我现在的康复补贴是个人和单位协商的结果，因为我的身份还有特事特办的成分。浙江省体育局的领导批条子，单位出政策，决定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的康复补助。

而我的工资是一个月1600块，保姆费600块。

此外我吃的药因为都从美国买，可以在美国那1000万医疗保险金里扣除，其他发生在中国的医药费，那个保险金就管不了了。

这些钱对我维持治疗来说，是不够用的，所以还要靠自己去工作来赚些钱，比如给杂志报纸写专栏，给一些电视台、网站做主持人，或在博客上做些广告之类来维持。

新京报：在博客里你也提及，“这么多年来很多残障人士是给我‘白眼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生活得好，有的是钱，甚至有1000万美元”。你怎么面对这些“白眼”？

桑兰：不理解的人肯定会有。1000万美元只是美国那个运动会的保险金，并不是我个人的，它只负责我脊髓损伤那个方面在美国的治疗费用。

前段时间也有电视节目，说桑兰的形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保姆门事件”，包括我现在谈的“无障碍车位”，有人觉得我很挑剔。

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这种质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为了我自己，我没必要这么做，毕竟我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经被照顾得很好了。

桑兰

原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在1998年7月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一次跳马练习中不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表现出顽强意志，在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并成为2008年北京申奥大使之一，又于2008年北京奥运官方网站担当特约记者。

无障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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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

包括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物质环境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城市道路、公共建筑物和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应方便残疾人通行和使用，如城市道路应满足坐轮椅者、拄拐杖者通行和方便视力残疾者通行，建筑物应考虑出入口、地面、电梯、扶手、厕所、房间、柜台等设置残疾人可使用的相应设施和方便残疾人通行等。

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公共传媒应使听力言语和视力残疾者能够无障碍地获得信息，进行交流，如影视作品、电视节目的字幕和解说，电视手语，盲人有声读物等。